【调研报告】杭州法院破产审判工作调研报告(2007-2017)

发布日期:2018-03-07浏览次数: 字体:[ ] 视力保护色:


杭州法院破产审判工作调研报告(2007-2017)

 

杭州中院课题组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国《企业破产法》正式实施的十年来,从应对金融危机实现困境企业重生,到化解资金链、担保链的“两链”风险,再到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置“僵尸企业”,助推基本解决执行难,落实G20峰会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上中方关于建立完善公正的破产制度机制推进破产法实施的承诺,杭州市两级法院在党委领导、政府支持、上级法院指导下,紧紧围绕工作大局,逐步更新破产审判理念,建立和完善破产审判机制,综合运用破产清算、重整、和解程序,促进45家企业重整、和解成功,重焕活力,促进110家“僵尸企业”有序退出市场,盘活企业账面资产148.5亿元,释放土地4109亩、房屋168.7万平方米,充分发挥了破产审判在挽救危困企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化解区域经济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走出了一条常态化、市场化、法治化的破产审判之路。

一、破产案件基本情况

(一)案件概况

2007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全市法院共裁定受理破产案件348件,其中破产清算263件,重整83件,和解2件。十年间破产案件数量呈节节攀升之势。2008年全市法院受理破产案件4件,2012年达17件,2013年增至36件,2016年更是高达102件。

十年里全市法院共计审结破产案件155件(包括企业破产法实施以前受理的破产案件17件),其中破产清算109件,重整44件,和解2件。从统计数据看,年结案数量虽逐步增长,但结案增长速度与收案增长速度之间明显失衡。截止2017年5月31日,全市法院未审结的破产案件为210件,存案工作量较大,集中体现了破产程序周期长的现实状况。

图一:杭州法院破产案件历年收、结案情况

                              

十年里,杭州中院共受理破产案件79件,占全市法院受理案件总数的23%。基层法院中除铁路法院外的14家基层法院均已受理破产案件,但案件数量存在较大差别。其中萧山法院共受理83件,富阳法院47件,余杭法院38件,建德法院33件,分别占全市法院受理总数的24%、13%、11%、9%。其他10家基层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占全市法院受理总数的20%。

(二)主要特点

1.民营企业破产案件占比极高。杭州市民营经济发达,在经济结构中占比较大,这一特征也直接反映在破产案件领域。据统计,十年里全市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中债务人为民营企业的达98%以上,国有企业破产案件自《企业破产法》实施以后数量很少,而在《企业破产法》实施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国有企业破产案件一直占主导地位。民营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一定程度上更体现了《企业破产法》实施的市场化、法治化方向。

2.破产企业产业涉及面广。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企业原多集中在商贸、建材、造纸、机械等传统行业,但有逐渐向各行业蔓延的趋势。如杭州中院2013年受理了破产债务人为出租车运营企业的重整案,2015年受理了破产债务人为小额贷款公司这一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破产清算案;上城法院还受理了全国首例破产债务人为拥有支付业务许可证企业的破产清算案;富阳法院、临安法院、杭州中院2016年均受理了破产债务人为旅游服务企业的破产清算案;我省大型海洋运输企业远洋公司也于2016年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房地产行业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比较突出。如余杭法院目前审理的破产案件中破产债务人为房地产企业的就有9件;2016年,建德、淳安法院各受理了2件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江干、桐庐法院各受理了1件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

3.关联企业破产情形常见。杭州市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具有集团化发展的特点,且多为家族式治理,关联企业之间人员、资产、财务、经营场所混同的情形较为普遍。全市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中关联企业同时或先后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较为常见。如杭州中院2012年审理的“中江系”企业破产案,先后进入破产程序的关联企业达30家;余杭法院2014年审理的“中都系”企业破产清算案,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关联企业有19家;萧山法院2015年审理的“登峰系”企业破产清算案,先后进入破产程序的关联企业有21家。关联企业破产案件往往债务总额巨大,资产权属难以厘清,关联企业之间债权债务认定困难,债权人人数庞大,涉稳问题严重,审理难度非常大。

4.刑民交织现象较为严重。近年,一些民营企业因资金紧张而传统融资渠道不畅而深度介入民间借贷,造成刑事领域的集资类案件与企业破产案件交织混杂。如杭州中院审理的“中江系”企业破产案件、“中润系”企业重整案件,余杭法院审理的“中都系”企业破产清算案、杭州谛都公司破产清算案中,企业实际控制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在企业构成破产原因、企业或企业主构成集资类犯罪的“双构成”情况下,刑事程序与破产程序如何衔接、刑事被害人和破产程序中的普通民事债权人的利益如何平衡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一直是破产审判实践的棘手难题。

5.涉众涉稳问题突出。破产程序本质上属于概括执行程序,集中了破产债务人的各类利害关系人参与,破产案件容易具有涉众性特征。而各类利害关系人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冲突,极易造成涉稳问题。全市法院审理的破产案件中,不少涉众涉稳问题非常突出。如杭州中院审理的“中润系”企业重整案,涉及1152辆出租车(约占杭州市出租车总量的13%)、近3000名出租车驾驶员和2000多名债权人,出租车驾驶员、债权人在案件审理期间曾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诉求,带来非常大的维稳压力;滨江法院审理的“龙禧系”破产清算案,债权人有近1700名,债权人在案件受理前后曾多次集体上访。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中涉众涉稳问题则更加典型,此类案件往往涉及众多业主,少则百人,多则千人,且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多牵涉到地价的清偿、税费的补缴、烂尾楼的复工续建、房产的验收、房产证的办理、小产权房的处理等等大量社会问题。涉众涉稳问题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破产审判的正常推进。

二、创新破产审判,服务发展大局

杭州法院的破产审判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07年6月1日《企业破产法》开始实施至2011年。该阶段破产审判工作的主题是金融危机背景下对有发展前景的危困企业尽可能以重整方式化解债务危机,促进涅槃重生。第二阶段是从2012年至2014年下半年。面对企业资金链、担保链的“两链”风险的集中出现,破产审判工作的重点在于推动大多数债务人企业通过破产清算方式有序退出市场,发挥破产审判促经济转型升级的职能作用。第三阶段是2014年下半年至今。该阶段是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破产助推解决执行难、畅通执转破渠道的背景下,着重发挥破产法律制度的“僵尸企业”处置功能和概括执行功能,破产审判工作的常态化、专业化、市场化、法治化导向更加突出。

(一)服务大局,实现破产审判常态化、法治化

《企业破产法》实施之初,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并持续蔓延之时,全市不少企业资金链断裂陷入经营困境,金融纠纷案件大幅上升,民间借贷问题凸显,区域性经济风险明显增加。在当时社会各界包括法院内部对于破产审判功能普遍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全市法院敏锐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积极践行“能动司法,服务大局”理念,先后成功审理了多起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破产重整案件,促成不少债务人企业实现重生。如杭州中院2007年审结了全国首例上市公司重整案——海纳公司重整案,2008年审理了全省首例高科技民营企业重整案——南望公司重整案,2010年审理了“溢佳香系”企业重整案;富阳法院2009年审理了杭州首例关联企业合并重整案——华伦集团重整案;萧山法院2010年审理了浙江省首例酒店重整案——国际酒店公司重整案。正是这些重大重整案的成功审理,为全市法院推进破产案件的受理和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

为进一步推动破产案件尤其是重整案的依法受理,2010年杭州中院及时总结经验,制定了《破产重整案件立案审查规程》。2011年下半年,随着区域内企业资金链、担保链的“两链”风险不断涌现,杭州中院积极指导基层法院及时依法受理企业破产案件,以化解区域经济风险。2012年开始,全市法院破产案件数量大幅攀升,破产审判迈出了走向常态化、法治化的坚实一步。2015年,为落实浙江省委、杭州市委及时依法处置“僵尸企业”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执行转破产制度在解决执行难方面的重要作用,杭州中院出台了《关于破产案件审理中有关问题的理解(立案方面)》,对破产案件的管辖、受理以及执行转破产案件的立案审查、程序衔接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据统计,2014年至2016年全市法院新收破产案件218件,除2件因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而被驳回外,其余均依法裁定受理。无论是从案件受理数量还是从受理比例来看,至2016年底全市法院破产审判常态化、法治化之路已初步形成。

(二)配强力量,探索破产审判专业化

全市法院将破产审判专门人才的培养作为强化破产审判工作的抓手,配备业务水平高、沟通协调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法官专门办理破产案件,全市法院先后涌现出一大批破产审判先进个人和集体。杭州中院有1名法官评为“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先进个人”,2名法官被评为“全省法院企业破产审判工作先进个人”。杭州中院民二庭获评“全省法院企业破产审判工作先进集体”,建德法院民二庭、富阳法院民二庭被评为“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先进集体”。另外,余杭法院2015年被最高法院确定为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方式改革试点法院。

近年来,随着破产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加之破产案件考核制度不尽合理,破产审判凸显出人员力量明显不足、法官审理破产案件的动力缺乏等问题。为此,全市法院进一步强化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不少工作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法院前列:2013年建德法院率先成立破产审判专业庭;2015年6月、2016年1月,富阳、余杭法院先后完成破产审判专业庭机构设置;萧山法院2015年开始成立由分管院长、民二庭庭长、2名副庭长组成的破产审判团队,并在2017年初确定由金融庭专司破产审判。其他基层法院也基本上确定了破产审判的专业合议庭或专门人员。2016年11月,杭州中院破产审判庭机构设置完成。至此,全市法院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

(三)注重指导监督,推进管理人市场化、专业化建设

破产程序中,管理人是具体事务执行者,其业务素养、综合能力直接决定破产程序能否公正、公平、高效运行。《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全市法院注重指导监督,努力推进管理人市场化、专业化建设:一是坚持管理人选任的市场化导向。从2010年审理的“溢佳香系”企业重整案开始,杭州中院采取由社会中介机构独立担任管理人的市场化操作模式,激励了一些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纷纷组建管理人团队,专门从事破产业务。2014年5月杭州中院在省内率先采用对疑难复杂破产案件通过竞争方式产生管理人,不仅确保了管理人选任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还有效提升了管理人的整体竞争力。二是探索管理人监督评价机制。2015年富阳法院开始建立管理人监督机制,制定破产管理人工作指引、管理人履职考评办法等,形成多维度考量的“富法经验”。余杭法院建立管理人事前报告、进展跟踪、动态纠正和综合考评制度。三是推动成立杭州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在杭州中院努力推动下,杭州市破产管理人协会2016年正式成立,协会有正式会员47家,非正式会员17家,这是浙江省内规模最大的破产管理人协会。破产管理人协会的成立,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管理人的市场化培育和专业化发展。

(四)创新审判方式,形成特色经验

十年里,全市法院积极探索创新破产审判方式,并形成了杭州特色经验:一是创新重整案件审理方式。如杭州中院2007年审结的海纳公司重整案是全国首例上市公司重整案,无现成经验可循,该案在短短66天内成功审结并以债权人会议决议方式通过重整计划,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树立了标杆;杭州中院2008年审理的南望公司重整案中,创新采用无战略投资人情况下债权人实行“债转股”自救的重整模式;2009年富阳法院审理的华伦集团重整案采取了公开遴选战略投资人方式,充分体现了破产程序的公开性和市场化导向;2012年建德法院审理的金太阳宾馆重整案,是全省首例运用简易程序审理的重整案件,审理用时大大缩短;2015年余杭法院审理的怡丰成公司重整案,创新适用了预重整制度,还探索了市场化融资方案。二是探索适用关联企业合并破产制度。2009年富阳法院在华伦集团重整案中创新适用了关联企业合并破产制度,被人民网誉为“破产重整案件审理中一项创新”。其后全市法院采用关联企业合并破产模式的案件有近20件,总体效果良好。三是规范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方式。余杭法院结合该院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较多的实际情况,认真总结审理经验,制定房地产企业破产审理操作规程,就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中比较突出的烂尾楼复建融资、权利顺位冲突、购房者利益保护等重大疑难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探索和规范。

(五)实行双重资金保障,解决破产费用难题

长期以来,一些破产案件破产费用无着落问题既影响了管理人的工作积极性,也影响了破产审判工作进程。为实现“僵尸企业”顺利出清,全市法院积极争取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用于解决“无产可破”案件中管理人报酬和其他破产费用支付。2016年杭州中院获得500万元破产费用财政保障经费支持。富阳法院、余杭法院、萧山法院、下城法院等也先后获得破产费用财政保障专项资金支持。此外,杭州市破产管理人协会设立有破产管理人互助资金,通过向会员从所获管理人报酬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资金,专门用于“无产可破”案件中管理人报酬和其他破产费用的补助问题。这种财政资金支持+管理人内部互助的破产费用双重保障机制,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管理人的履职积极性,提升了破产审判的工作质效,为“僵尸企业”的顺利出清提供了保障。

(六)建立府院联动机制,争取支持保障

破产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事务处理工程,与政府的国税、地税、国土、房管、人行、工商、社会保障、公安等职能部门的职责密切相关,重大复杂破产案件往往还存在涉稳问题,需要维稳、信访部门的支持配合。因此,破产案件的审理推进,不能仅凭法院一己之力,需要建立常态化协调处理机制,发挥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企业破产法》实施后,全市法院在建立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最初是在社会影响重大的破产案件中,依靠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方合作的企业风险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建立,最大限度高效调动各种资源,为案件审理提供组织保障和配套事务处理保障,有效化解了重大涉企债务危机。如杭州中院审理的“中江系”企业破产案、“中润系”企业重整案,富阳法院审理的华伦集团重整案,萧山法院审理的国际酒店公司重整案,都有相应企业风险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这一机制对案件成功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6年以来,在以往经验基础之上,富阳、建德、萧山、余杭等法院积极推动当地政府成立涉困企业协调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或类似机构,与法院常态化对接,协调区域经济风险化解、破产重大事务处置等事宜。2016年在杭州中院申请推动下,由市委政法委牵头,在市级层面成立涉众型破产案件维稳综合协调处置领导小组,旨在协调处理重大涉众型破产案件的难点与突出问题,防范化解破产案件中面临的各类涉稳问题,保障破产案件平稳有序推进。常态化的府院联动机制的建立,既为破产审判争取了外部环境保障,也切实解决了破产案件审理中的诸多事务处理难题。

三、当前破产审判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配套制度缺乏

破产程序的推进不仅需要法院和管理人依法履职,更需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发挥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破产程序中的税收减免、信用修复、证照办理、企业注销等事务无不如此。杭州作为全省政治和经济中心,市场环境相对健全,企业破产审判工作起步早,但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还需进一步加强,且破产机制与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裁量权规范之间存在冲突,现行破产法律体系中也缺乏有关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的配套衔接制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破产审判功能的吃充分发挥。尽管目前法院与地方政府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缺失,但仍存在事权不足、覆盖面窄、协调成本高等问题,破产程序推进中的诸多重点、难点问题依然难以解决。比如,因缺乏针对破产企业的税务调整和优惠制度,企业重整成本往往比较高昂,重整投资人除了需要投入资金解决债权清偿问题,还需支出大量税务成本,导致很多有挽救希望的企业因无外部资金注入,自救又举步维艰,或者即使有投资人参与重整,后亦可能因成本过高而重整失败。又如,目前并无关于重整企业信用不良记录修复的制度,而重整之前产生的企业信用不良记录不予修复,会直接影响重整后企业的正常经营。又如,破产清算程序中处置破产财产时因税务机关对相关税费的照常征收导致巨额税费的产生,经常出现破产企业因为大宗破产财产处置而成为“纳税大户”的尴尬局面。再如,工商部门要求税务部门出具清税证明后才能注销破产人的主体资格,而税务部门认为欠缴税款、罚金、滞纳金则无法出具清税证明,如此以来,“僵尸企业”虽经破产程序清理,但最终仍会因主体注销环节的障碍导致无法真正实现退出市场。

(二)管理人的法律地位未获得普遍认可、管理机制尚不健全

破产企业管理人制度是我国借鉴域外立法经验而新确立的。管理人是具体事务执行者,所有事务以管理人职责履行为中心开展。近年来,全市法院立足于推进破产审判工作的市场化,创新管理人选任和培育机制,引导和支持管理人切实履行职责,管理人制度功能一定程度上得以发挥。但大量的实践也表明,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履职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管理人的法律地位未能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履职得不到配合,严重影响到破产法律制度功能的实现。

虽然杭州市具有大型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集中的优势,管理人的业务能力相对较强,但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管理人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一些入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缺乏足够的破产业务专业人才,未组建专门的管理人团队,不能胜任管理人职责;二是少数管理人滥用职权、故意拖延、谋取不当利益、怠于追收资产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一些管理人缺乏责任担当。另外,尽管全市法院对管理人的管理问题进行了积极摸索,但因各种原因总体上管理机制尚未健全,表现在对管理人缺乏明确的监督和考核评价标准,对于少数缺乏履职积极性的中介机构,目前尚无依据将其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管理人的指定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全市法院对重大复杂破产案件基本上采用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其他则采用摇号方式指定,但在案件大幅增长形势下,竞争方式的流程要求已经凸显出效率方面的不足。上述问题的存在,客观上要求健全管理人管理机制,强化和完善对管理人的监督管理。

(三)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面临瓶颈

与普通民商事案件相比,破产案件往往涉及利益主体多头、法律关系复杂多样、审理进程难以把控,审理中会议多、汇报多、协调事项多、接访多、突发事件多,极易成为敏感、焦点案件。而关于如何对破产案件进行绩效考评,一直以来就是个难题。因案件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每件案件之间的较大差别,将破产案件折算成一定数量普通民商事案件的常用考核方式,明显不科学、不合理,且在法官员额制改革背景下该问题更显突出。如何调动破产审判法官的积极性,同时契合法官员额制下法官结案量的考核要求,是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随着“僵尸企业”处置的深入推进、执行转破产制度的深化落实,破产案件数量的大幅增加,破产审判专业力量配置亟待增强,但法院现又面临内设机构扁平化管理改革的形势,如何巩固前期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成果正面临考验。

(四)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缺乏规范依据

关联企业是现代企业规模化发展的一种形式。当存在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的多个企业同时或先后破产,各方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虚构债权债务或承认不真实的债务、挪用关联企业资产或资金等行为,甚至人员、住所、账册、资产混同时,如何处理关联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破产审判实践中的重要课题。全市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符合条件的关联企业认定其人格混同实行实质合并破产,并探索出了三种合并模式:一是吸收合并破产模式,即关联企业中的核心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再吸收合并其他关联企业一并破产;二是分别破产、合并处理的模式,即关联企业先后或同时进入破产程序,经过一定程序后法院裁定关联企业实质合并处理;三是合并申请模式,即多家关联企业直接申请实质合并破产,法院审查后认为人格混同的,裁定受理合并破产申请。上述三种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的模式,在减少破产企业债务规模、公平清偿债权、避免厘清资产归属成本过高、提高破产效率等方面确实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因现行企业破产法中并无实质合并破产制度,实践中探索的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做法从根本上缺乏规范依据,由此带来很多争议,也造成很多矛盾。而且实践中存在关联企业人格混同认定标准过宽、实质合并破产泛化的倾向。另外,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所涉及的跨区域关联企业破产的管辖权问题、管理人的指定问题、实质合并破产的程序规则问题,处理时均无任何依据可以援引。

四、强化破产审判职能的对策与建议

(一)推动涉破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法治化

对于破产程序中所涉及的大量非法律事务的处理,鉴于现有府院联动机制作用的局限性,从长远来看,应推动相关立法,实现破产程序中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法治化,以配套破产法律制度的实施和运行。需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领域内配套制度的建立:一是税收制度领域,应明确规定税务部门按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申报、受偿税收债权,对未获清偿的税收债权则依据法院认可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裁定、破产程序终结裁定予以核销,依据法院破产程序终结裁定办理税务许可证的注销;免征重整程序中债务人被豁免债务的企业所得税;免征或减征破产企业不动产处置时涉及的各项税费;允许重整企业申请纳税信用不良记录修复。二是工商登记制度领域,应明确规定就破产程序中涉及的债务人企业股权变更、股权质押注销、企业合并与分立、企业注销等有关登记事项,工商部门可直接依据法院相关裁定书及协助通知书办理。三是金融制度领域,应确立重整企业信用不良记录修复制度,允许重整企业向人民银行申请信用不良记录修复。

(二)明确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管理人履职过程中的法律地位社会认可度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公众对破产制度不了解,以及破产法对管理人职责的规定过于原则。鉴于此,要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开展破产法制宣传,让社会公众了解包括管理人制度在内的各项破产制度,使破产制度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同时,由于破产事务涉及面广,《企业破产法》第25条对管理人职责的规定又过于原则,需法律层面对管理人的职责范围和职权行使程序予以细化、扩充。如明确规定管理人工作人员依法院出具的管理人指定决定书及管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即可向有关行政部门、机构或有关人员调查债务人企业的资产情况,有关部门、机构或人员有义务予以配合;管理人处分破产财产后可申请登记机关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无需法院出具财产权转移的裁定书以及协助过户通知书;等等。

(三)建立健全管理人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管理人的管理机制,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建立管理人目标管理机制,细化个案考核标准,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建立绩效考核档案;对管理人名册实行动态管理和分级管理,完善管理人的准入、选任、考评、淘汰机制;通过管理人协会平台定期召开管理人业务培训会以及疑难问题研讨会,提升管理人的整体业务素养。另外,要准确界定法院与管理人之间的职责。法院为破产程序的推动者和监督者,管理人是具体事务的执行者。管理人不能过分依赖法院,法院也不能代行管理人的职责,法院要充分发挥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积极作用,促进管理人制度和功能充分有效发挥。

(四)进一步加强破产审判专业化

客观审视破产审判与其他案件审判之间的巨大差异,充分认识破产审判专业化的必要性,条件允许的基层法院也应设置破产审判专业合议庭或审判庭,增强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僵尸企业”处置的常备力量。同时,对破产案件实行单独考核,摈弃将破产案件折算成普通民商事案件数量的不合理考核方式,实现对破产审判法官的有效激励。

(五)规范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

为避免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所带来的对部分债权人利益的损害,也避免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标准适用和程序遵循的随意性,同时解决管辖权争议和管理人指定问题,应尽快对关联企业的实质合并破产问题进行法律规范。目前来看,修订《企业破产法》时机尚不具备,现实可行的路径是由最高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下列问题加以规范:一是明确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标准和条件,让实质合并破产有法有据可依。二是明确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程序规则,如程序如何启动、听证会如何召开、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如何保障、法院如何审查等。三是明确跨区域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管辖权问题,可规定由核心控制企业或控制关联企业主要资产的企业住所地法院管辖。四是明确不同合并情形下管理人的指定问题。法院直接裁定受理实体合并破产申请的,可将关联企业作为一个企业主体进行管理人指定;关联企业先后分别进入破产程序的,可指定原担任核心控制企业或控制关联企业主要资产的企业的管理人担任实质合并破产案件中的管理人,或者从原担任关联企业管理人中择优指定组成联合管理人担任实质合并破产案件中的管理人。

 

(课题组成员:许米、施迎华、夏文杰)


(信息来源: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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