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风险防范——从审判阶段来审视

发布日期:2018-11-28浏览次数: 字体:[ ] 视力保护色: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风险防范

—— 从审判阶段来审视

 

谷敏佳

 

 

 

 

一、实例探究

2017年寒假期间,被告人李某在临安某连锁餐厅兼职时,因同事蔡某出言嘲讽,其主动约架,后与蔡某以及其他同事发生了肢体冲突,李某冲动之下用随身携带的匕首朝蔡某胸部捅刺三刀,造成蔡某重伤二级。事后李某报了警,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1]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本可一锤定音,但法官有着不同理解。

经调查,李某系河南某大学大二在校生,由于父亲瘫痪,家境贫寒,但其在校表现优异,且时常外出勤工俭学。在案件审理期间,经法官调解,李某亲属代其赔偿了被害人23000元,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方同情李某,主动为李某求情。李某所在学校表示,如果判处缓刑,学校可保留其学籍,李某仍可回校就学,并且学校会积极配合社区矫正部门,落实帮教。根据上述情节,合议庭确定宣告刑为三年,但是否要对其适用缓刑,成为争议焦点。该案提交审委会讨论时,有些委员提出李某随身携带管制刀具,对被害人要害部位连捅三刀,恶性较大,赔偿被害人金额较少,报案时隐瞒自己捅人等,认为不宜判处缓刑。但审委会最终认为,考虑被告人李某自身和家庭情况、社区评价、赔偿情况、被害人谅解、自首情节等认罪认罚因素,对其从宽处罚适用缓刑,有利于被告人更好地改造自我和回归社会,实现最佳“修复”效果。该审判实例引发我们思考,认罪认罚案件在审判过程中,该如何审查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考量从宽的合理性,来防范制度风险,实现制度之价值。

二、认罪认罚从宽的法理基础

(一)诞生背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最新产物

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随即两高三部出台《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工作办法》),明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也是我国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实施,对于践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推动案件繁简分流、优化配置司法资源、缓解“案多人少”矛盾、提升司法公正效率、保障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概念阐释:集实体法与程序法为一体的综合性制度

“认罪”是指被追诉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1条规定:“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一般适用本意见审理。”也就是说认罪必须既符合“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且“自愿认罪”,而重点就在于“自愿”,即被告人自愿供述其所犯罪行、自愿接受法庭审判,而不是出于被胁迫等因素。[2

“认罚”是指被追诉人真诚悔罪,同意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积极退赔。“认罚”既包含认可实体法上的刑罚处罚,也包含认可适用相应的简化程序,而退赔情节正是考量真诚悔罪的重要标准之一。

“从宽”是指对被追诉人具有自愿认罪、真诚悔罪、遵守规定、赔偿损失、取得谅解等从宽情节,依法决定从宽幅度。从宽不仅表现在定罪、量刑等实体法上的从宽,也表现为程序法上的从宽,例如强制措施的变更等。

从《试点工作办法》来看,认罪认罚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三阶段,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中可广泛运用,且没有明确的案件类型限制,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非单独的诉讼程序,而是集实体法与程序法为一体的综合性制度。

(三)基本定位:中国特色认罪协商制度

许多人对认罪认罚的认知容易产生英美国家辩诉交易的联想,不可否认,两者之间确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绝非照搬照抄。两者诞生的背景,无疑都是为了解决诉讼效率不高、办案压力大等问题,但辩诉交易是控辩双方通过“交易”的方式就定罪量刑进行“讨价还价”,以被告人的认罪来达成协议,换取被告人从轻处罚的结果,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最新体现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罪协商制度。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在指控“有罪”的前提下,只就量刑问题进行协商,不包括罪名、罪数等,且关注被害人的权益,而非辩诉交易般仅仅追求被告人、辩护律师与检察机关“利益双赢”的效果。[3]另外,辩诉交易以检察机关为主导,法官扮演从属的角色,而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安、检察、法院的角色和定位都是不同的,尤其是法院,仍需积极发挥审判的作用,对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决不可效仿“辩诉交易”般宽松。

(四)法理归宿:修复性司法理念映照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修复性司法理念认为,所有与犯罪有关的当事人,都有权利来共同讨论应对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寻求愈合因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创伤的可能。[4]而刑事司法之目的在于通过恢复社会正义来修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秩序,所有关乎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都必须以此为本。[5]在该种理念映照下随之产生了修复性刑事责任,即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实现“修复”目的,包括对被害人的修复、对社区和社会关系的修复以及完成加害人自身的修复,对于加害人积极完成自愿认罪、退赔退赃、真诚悔罪等修复事项的,给予相应的“从宽”奖励,这就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事责任基础。如何能够促使加害人主动参与修复,这就需要国家设计相应的制度,明确“修复”与“从宽”的关系,加之以国家强制力保障,于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运而生。

三、误读与隐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风险提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改革的热潮中涌现,目前多着力于探索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如何实现程序的快捷性,甚至被认为是实现程序效率化的核心机制,如此观点下试点实施该制度,将会对公平正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这使得我们需要对认罪认罚的高热多一些“冷思考”。一项制度能否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取得良好效果,不仅在于制度设计是否合理,更在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直面社会对制度的评价,也是制度试点的重点之一。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坚定支持者,认为这项制度开启了中国式“诉辩交易”新时代,是司法文明的进步,亦有疑惑反对者,误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应有之义,对其试点实施及全面推广存在种种隐忧。

(一)误读一:认罪认罚等于法院“坐享其成”

在办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由于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公、检两家已基本确认了犯罪事实和罪名,对证据予以固定,并对被追诉者的认罪认罚表现进行了评定,与被追诉者就刑期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具结书,法院审判阶段似乎沦为形式化走过场,无需再对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对该类案件自然而然地降低证明标准。有人认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法院几乎“坐享其成”,法官裁量权被弱化,所以这项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完全背离。这类误读的产生原因主要在于完全忽视了法院审判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审查作用,主观认为法官只是机械化、书本化判案。

(二)误读二:认罪认罚等于“一律从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文义来看确实是被追诉人“认罪”并且“认罚”的,导致的后果即为“从宽”,于是产生了认罪认罚必然一律从宽的误读。而事实上,这里的“从宽”前缀应为“可以从宽”,也就是说办理该类案件仍然要遵循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能误读成所有案件不论情节、不考虑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一味从宽。尤其是重罪案件或者具有累犯等从重情节的,一旦认罪认罚即一律从宽,将会对社会心理造成严重冲击。

(三)误读三:认罪认罚无需考虑“阶段性”

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都有各自的作用和职责,是否不考虑阶段性,只要三个阶段中有一个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幅度都一样,这样的误读不利于被追诉人尽早认罪认罚,甚至存在侥幸心理,开始不认罪或者不全部认罪,待案件侦查终结或审查起诉终结后,在其他证据较为充分的情况下,在审判阶段“自愿”认罪认罚。事实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行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节约司法资源,缓解案多人少,认罪认罚的阶段性是衡量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表现的重要依据,时间节点越靠前,越有利于加快办案节奏,节约司法资源,所以应当充分考虑“阶段性”,区别对待不同阶段的认罪认罚。

(四)隐忧一:认罪认罚必须“花钱从宽”

2012年刑事和解制度写入刑诉法时,就引发了社会关于刑事和解是否等同于“花钱减刑”的争论,而如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让社会公众有了同样的担忧。有人认为经济赔偿是“从宽”的决定性因素,“不花钱不能从宽”,只要没有退赔到位的,无论经济能力如何,即使真诚悔罪,被害人谅解的,也不能从宽,相反只要全部退赔的,即使被害人不谅解,也能从宽。这是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误解成一项机械的“花钱从宽”制度。这源于实践中某类案件和承办人对赔偿数额的一味迷信,这也让部分经济条件好的被追诉人有了天然的优越感,认罪认罚的效果反而不好。

(五)隐忧二:认罪认罚引发“诱迫认罪”

近年来随着司法文明的进步及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范化、透明化、公开化,“刑讯逼供”“诱骗供述”等非法取证的情形逐渐减少,不过仍有担忧,认为侦查机关为争取结案而使被追诉人最快认罪,是否会采用非法取证手段,非法手段导致的“认罪认罚”该如何监督和纠正,被追诉人的权利该如何保障。实践中,许多被追诉人由于文化程度受限及法律知识短缺,对于认罪认罚的理解具有局限性,最终在某些非法取证的手段下,无法自愿和真实地认罪认罚。

(六)隐忧三:认罪认罚容易“同罪不同罚”

“同罪不同罚”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缺乏统一的量刑规范和从宽幅度,在处理认罪认罚案件时难免会出现量刑上的差异,导致量刑无法平衡,从而影响认罪认罚制度的继续实施。实践中存在这种情况,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告知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并提示具体刑期,但该量刑提示存在随意性,与最终的审判结果差异较大,导致被追诉人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影响案件服判及认罪认罚制度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在量刑上如果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和审判机关的最终判决结果无法形成默契,一旦经常发生量刑建议不被采纳的情况,那么各机关也会陷入尴尬境地。“同罪不同罚”的症结点还是在于量刑的规范和平衡,社会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如果缺少统一的标准和量刑指导,那么“同案不同罚”现象仍将持续。

误读与隐忧的存在,一方面显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性,社会公众对这项诉讼制度改革表现出普遍的关注和积极的参与,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制度实施不当会产生风险,这些风险的存在将会严重影响制度的推行和价值实现,无法达到理想的“修复效果”,所以必须正视之、重视之、审视之。

四、认罪认罚从宽风险防范

有报道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场喜忧参半的司改实验”。不可否认,每一次改革都将经历时间和社会的考验,司法改革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关键在于改革要符合司法规律,要符合民心所向,改革必有风险,这是规律也是经验,而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依然是防止改革跑偏的核心角色。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风险防范,应以协商和修复为基点,从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从宽处罚的合理性处罚处罚,建立综合性多层次的审查机制,兼顾公平和效率,坚持宽严相济。

(一)认罪认罚真实性审查

1.审查自愿认罪,严防迫诱认罪。根据《试点工作办法》第7条“人民法院审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机制的基础和前提,现实中认罪的情况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基本认识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但不认为是犯罪,且无明显悔意;二是避重就轻,选择性认罪,即选择认轻罪而不认重罪,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是否认罪;三是非法取证的结果,是受到外部压力例如刑讯逼供、引诱欺骗之后的不自愿认罪;四是虚假认罪,可能存在冒名顶替的情况;五是自愿认罪,真诚悔罪。故在审理阶段,应设置“问罪程序”,着重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进行实质审查。结合在案证据及被告人的当庭供述,审查是否存在上述几类不自愿的情况。对没有悔意,选择性认罪,刑讯逼供或诱供后认罪,替他人认罪等情况的,一概不认可自愿认罪认罚。当然,法官不具有“读心术”,有时无法真正了解被告人的内心世界,但认定事实,实际上就是裁判者根据已知证据推论未知事实的回溯性推理活动,应当由法官进行自由心证,根据在案证据综合认定,做到内心确认。

2.审查犯罪事实,坚持证明标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追求司法高效,但并不意味着降低证明标准,仍需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该标准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实施的重要前提。由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程序相对简化,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收集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的证据仍要恪守全面性的原则。而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不能启动认罪认罚程序,这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英美法系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的一项重大区别。对于仅有被告人“有罪供述”但缺少其他证据印证的案件,法官审查时更应警惕,要通过庭审充分核查证据,决不可将庭审形式化处理,坚决摒弃“口供中心主义”。

3.审查法律帮助,提供专业咨询。赋予被追诉人律师帮助权,能够弥补被告人的身份弱势、资讯匮乏、法律知识欠缺,获得全面而准确的信息,理智权衡认罪与否的利弊。根据《试点工作办法》,对于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要充分保障其依法享有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的权利,办案机关应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法律帮助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在审判阶段,要重点审查被追诉人是否得到法律帮助,法律帮助律师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提供帮助的过程是否记录在案,与帮助律师加强沟通,充分听取帮助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司法部《关于切实发挥职能作用做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规定,试点地方的司法行政机关要会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在试点的人民法院、看守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及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速裁程序的值班律师制度可以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借鉴。建议创建“值班律师库”,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值班律师队伍,并加强管理和专业化培训,提高法律帮助的专业性。另外,如果由于律师错误解释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证据、适用法律及认罪认罚后果等,或未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导致被追诉人错误选择认罪认罚,被告人可以此为由提出上诉,这也表明法院在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时,如有发现律师的失职行为,该认罪认罚判决应予撤销。

4.审查真实告知,排除“糊涂”认罪。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前提是建立在知悉认罪认罚的权利和后果的基础上,那么相对应的,追诉机关必然具有告知被追诉人的义务。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应确保被告人明知认罪认罚的相应后果,要建立权利告知书制度,在各个阶段由办案人员将认罪认罚权利告知书交由被追诉人,告知以下内容:一是被追诉人有选择是否认罪的自由;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及相应的法律依据;三是认罪认罚的后果,即量刑;四是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被追诉人在知悉上述事项后即可进行考虑和权衡。法官在审查时,应核查每一阶段的告知情况,在案笔录是否包括告知内容,以及告知书的送达情况。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再次告知其认罪认罚程序及其后果,尊重被告人的选择,询问是否同意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开庭审理时,再次进行确认,以此排除被追诉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糊涂”认罪。

5.建立回转机制,赋予反悔权利。回转机制是指在法院审判阶段一旦被告人推翻有罪供述、不认可指控的罪名、不同意量刑建议或者不同意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则应当中止该程序,允许被告人反悔,撤回认罪认罚,将案件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根据撤回时间的不同,回转机制启动的时间和效果也会不同,法院应做区别化审查。对于法院实质审查前被告人反悔撤回的,因协议未生效,应允许被告人自由撤回。一旦进入审查阶段,被告人提出反悔撤回的,必须按照上述审查事项,即认罪认罚自愿与否、告知程序是否合法规范、律师帮助是否到位等,来确定被告人的反悔撤回是否可以准予。而对于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提出反悔撤回的,除非“明显有违公平正义的”,如被告人可以提供新的证据证明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以及法官有违法违纪行为,一般情况不允许随意反悔撤回。

(二)从宽合理性审查

如何保障被追诉人获得与之认罪认罚表现相符的从宽处理结果,是被追诉人关注的问题,也是制度推行的关键点。审判阶段应综合考量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表现,确定从宽限度。

1.审查社区意见,考察从宽依据。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确有悔罪表现的、没有再犯罪危险性的,宣告缓刑对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可以减少羁押刑适用,尽量从宽判处缓刑。缓刑的适用符合刑法宽容谦抑原则,判处缓刑进行社区矫正并非是对犯罪的放纵,相反,将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放在社区接受社会改造有利于修复被破坏的社区关系和回归社区,让社区参与到罪犯的管理也是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故在判处缓刑应十分重视听取社区的审前调查意见,对于可能判处缓刑的,应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尽早启动审前调查,并形成详尽书面审前调查报告随案移送法院。审判阶段应对审前调查报告进行核实,包括被追诉人的实际居住地、家庭情况、违法犯罪前科记录、社区的表现情况、社会危险性、判处缓刑对社区的影响以及社区是否同意落实帮教。

2.审查修复谅解,考量从宽基础。基于修复性刑事责任理论,退赔和获得被害人谅解是被告人事后积极修复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也成为被告人量刑轻重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但绝非决定性因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估计被害人及社会公众的情感接受,避免社会公众产生认罪认罚从宽等同于花钱买刑、权钱交易的误解。故在审判阶段,需要综合考虑被告人的各种主客观表现和被害人接受赔偿后的态度来加以认定,决不可仅仅根据赔偿数额的大小来判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幅度。应重点审查被告人的经济能力及退赔表现,在实践中,一些经济能力确实有限的被告人已尽力退赔损失,即使金额不高,抑或根本没有赔偿能力,但其真诚悔罪,亦获得被害人谅解,仍然可以考虑从宽。反之,被告人经济能力较好,只愿花钱退赔损失,不愿意真诚悔罪,亦无法获得被害人谅解,应慎重考虑是否从宽处罚,从而消除社会对“花钱从宽”的不良印象。

3.审查认罪阶段,区别从宽幅度。建立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阶段独立的认罪认罚评价机制,并根据认罪认罚的阶段与程序,区别从宽幅度。从时间上,应审查认罪认罚的阶段,侦查阶段认罪优于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并且在每个阶段过程中,也要审查认罪认罚在每个阶段的时间节点,如归案后的第一次供述即能认罪认罚的,对其认罪认罚的评价及量刑应优于其后认罪认罚的。从程度上,应综合审查每个阶段对其认罪认罚的综合评级,根据认罪态度、悔罪表现、被羁押期间的表现或者取保候审的社区评价、退赔、被害人谅解等因素,评定相应的等级,作为量刑重要参考。对于从宽幅度,根据实践,建议分别确定侦查阶段认罪认罚最高从宽30%,审查起诉阶段最高20%,审判阶段最高10%,以此鼓励被告人综合考量后选择有利于自身的认罪时间和认罪态度。

4.审查从宽建议,加强量刑指导。张明楷教授曾说:“量刑适当与否,是衡量刑事审判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它直接影响刑罚的积极功能的发挥与刑罚目的的有效实现,关系到国民对刑事审判的尊重信仰或贬抑轻蔑”。[6]量刑可谓从宽的最直白表现,一旦陷入量刑畸轻畸重,势必引发社会舆论攻击以及制度推广的困难。可以明确的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协商的主体应当是公诉机关和被告人,公诉机关可以提出明确的刑期建议,也可以提出量刑幅度建议。对于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在审判阶段不可不做任何审查而一味套用,对于不恰当的量刑建议,应提示公诉机关进行调整,公诉机关拒绝调整或者调整后仍不恰当的,法院应依法判决。在量刑时,必须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及浙江省高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规范量刑。虽然没有赋予公安机关量刑建议权,但是应当允许公安侦查人员在被追诉人向其求证时,向被追诉人提出可能被适用的量刑区间范围,但应当设立量刑指导审批制,以防建议权的不当扩大。建议在各办案机关间成立量刑指导工作小组,指定专人负责量刑指导和平衡沟通工作,必要时及时上报上级法院进行量刑平衡。

“实现认罪认罚案件快速处理,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有效方法和必然要求,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定位。必须确保公正,才能提倡效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如同飞驰的高铁,车厢承载的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使命,在追求高速运行的同时,安全平稳亦不容忽视,法院作为动车的驾驶人员,操作时需熟练而细致,切不可盲目前行。□

 

注释:

[1]详见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7)浙0185刑初268号刑事判决书。

[2]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53页。

[3]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第12页。

[4]毛煜焕:《修复性刑事责任的价值与实现》,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0页。

[5]同[2],第51页。

[6]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43页。

作者单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信息来源: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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