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研究】共同饮酒人的情谊侵权赔偿责任研究

发布日期:2018-11-28浏览次数: 字体:[ ] 视力保护色:

 

共同饮酒人的情谊侵权赔偿责任研究

 

侯艳芳

 

 

 

 

【案情】

2014314日,被告乐某邀请原告刘某前往用餐。当晚19时左右,被告乐某将聚会地点以定位的方式发送原告,被告郎某为当晚共同聚餐人员。后在用餐过程中,原告突发意识障碍,被告乐某于当晚2059分拨打急救中心电话,后原告被送往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治疗,之后又相继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等住院治疗,经诊断为高血压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高血压病3级、肺炎等症,经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等治疗。后经原告配偶林某申请,法院作出宣告原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林某为其监护人的民事判决。

审理过程中,经原告及被告乐某申请,法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下列事项进行鉴定:1.原告的伤残等级;2.原告的三期(误工、护理、营养);3.原告目前的病情与2014314日晚间的饮酒有无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程度;4.原告刘某2014314日的发病情况及之后的病情与之前病历记载的既往史(包括20023月头部受伤、高血压病史两年与平时未服用降压药)、个人史【饮酒习惯(每天400毫升白酒,已饮15年)、吸烟习惯(每天20支,已吸15年)】、家族病史(父亲死于高血压脑出血,母亲死于红斑狼疮)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大小。后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函至本院,内容为“刘某于2014314日饮酒后突发意识障碍,治疗医院诊断为‘高血压脑出血’,经治疗后遗有偏瘫、失语等。脑出血的病因多样,以高血压合并细小动脉病变为最常见病因,约占50%左右。情绪波动、气候变化、体力劳动、饭后酒后等多种情况可为脑出血发生的诱发因素。而据所送的材料,我们无法对刘某2014314日的饮酒、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与其脑出血的因果关系及关系程度、大小分别作出准确的判断”。后因原告要求以人身损害标准对其伤残及三期(误工、护理、营养)进行鉴定,故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构成人体损伤五级残疾,误工期限、护理期限均以18个月左右为宜,营养期限以4个月左右为宜(均包括住院期间)。

另查明,2014314日为周五,系白色情人节,原告当日车辆限行,约晚上七时左右,原告从家中出发至用餐地点。该晚聚餐人员约为十人左右,餐单显示该晚点了一瓶波勒多赤霞珠红酒,聚会餐费由被告郎某支付。

再查明,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入院记录中原告的既往史及个人史记载原告发现高血压病史2年余,平时未服用降压药;有饮酒习惯,酒类:白酒,每天400ml,已饮15年,未戒;有吸烟习惯,种类:纸烟,每天20支,已吸15年,未戒;父亲曾因高血压脑出血去世。

2016520日,原告的监护人林某代原告诉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1.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61874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审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共饮行为是共饮者之间共同组织的集体性活动,属于一种自发、自主的行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中不能避免,亦属社会常态。共同饮酒人基于感情上的熟悉和彼此依赖相聚饮酒,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同饮者应当相互之间负有适当的提醒、照顾、保护、通知等注意义务。但这并不代表在共同饮酒期间发生的任何情况,其他共饮人均需承担侵权责任,否则会加重社会交往的成本,不利于正常社交活动的开展。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当晚存在过量饮酒、两被告存在劝酒、斗酒、拼酒等不当行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目前的身体状况与当晚饮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反,根据原、被告庭审时的陈述及被告乐某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于当晚七时左右从家中出发至餐厅就餐,而当晚恰逢周五,又是白色情人节,结合杭城的交通状况,原告在此高峰期出门,又面临车辆限行、需要打车的情况,原告到达聚餐地点的时间在晚八时以后的可能性较大,而当晚九时左右,原告配偶在接到原告住院通知,赶往医院仍需花费一个小时的车程恰恰印证这一点。但原告在八点五十几分已经出现突发意识障碍,从时间推算,期间存在过量饮酒的可能性并不大。且根据当晚的餐单显示,当晚只点了一瓶红酒,但聚会人员有十余人,因当日是白色情人节,故证人及被告乐某庭审时关于聚会人员每人的杯中都倒了一些红酒,原告到达时红酒所剩不多的陈述较为可信。而原告在出现突发意识障碍后,被告乐某也及时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将原告送往医院救治,并通知原告家人到场,已经履行了相应的救助义务。故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共同饮酒的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中国的酒文化可谓博大精深,聚会共饮本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交行为,然而近来因共同饮酒致共饮人受损最终对簿公堂的事例却屡见不鲜。在此情形下共同饮酒人的责任如何认定,当前立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判决结果也并不统一。因此,笔者认为共同饮酒人的情谊侵权行为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在此本文主要从共同饮酒人内部的情谊侵权行为展开讨论。

(一)共同饮酒是社交层面的情谊行为

在现代社会中,聚会或宴会上举杯共饮是人们之间再正常不过的社交行为,其初衷为加强联络、加深感情,且均是出于善意的目的,主观上并无追求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本意,也无受到法律约束的意识。德国学者梅迪库斯提出,共同饮酒是社交层面的情谊行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行为。[1]与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相比,该种情谊行为原则上并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畴,而是人际交往中极为寻常的一种社交行为,更多地受到道德的约束和调整。王利明先生认为,情谊行为是一种不由法律调整、不形成法律关系、不能通过法律渠道予以救济、不构成民法上债权债务及违约责任问题、仅由私人友谊调整的普通社会关系。[2]在本案中,被告乐某邀请原告刘某前往参加聚会纯粹是出于联络私人感情而进行的,并不追求法律上的效果,法律不应过度介入这一层面的社会关系,否则会加重人际交往的成本,不利于正常社交活动的开展。共饮行为原则上并不受法律的约束,只有在发生严重的法律后果时才寻求法律的救济。

(二)共饮人情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传统的侵权行为法理论上,行为人对自己的不作为不承担侵权责任,除非能证明作为是其法定义务,而法律义务的来源有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和先前行为。共同饮酒情谊侵权行为具有特殊性,共饮行为本身不具有过错,义务来源是共同饮酒的先行行为及饮酒行为引发的对醉酒者的注意和照顾义务,如果违反该义务就可能转化为情谊侵权行为。笔者认为,共饮人构成情谊侵权行为需具备如下四个要件:

1.负有特定的作为义务而不作为。尽管现行法律未规定同饮酒者之间具有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在共饮行为中,其他饮酒人的劝酒、斗酒、罚酒、敬酒或者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劝其饮酒导致同饮者处于醉酒状态等均属于先行行为,该先行行为使得共饮人对醉酒者负有照顾、救助和护送等义务,如不履行该义务导致共饮人受损则可能转化为情谊侵权行为。同时,该特定作为义务的来源除先行饮酒行为外,还包括饮酒后对醉酒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如对已经醉酒的共饮者不采取合理救助措施致使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损害,或放任已经醉酒的共饮者自行离去致使损害后果发生,此时其他共同饮酒人的不作为亦会转化为情谊侵权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共同饮酒人存在主观过错。此处的过错是指义务人主观上的故意,如劝酒、灌酒等恶意行为。也包括在能够作为的情况下不作为,如对共饮者的过度饮酒行为未加劝阻、制止;对已经醉酒的共饮者不采取合理救助措施致使生命健康权受到损害;放任已醉酒的共饮者自行离去致使损害后果发生。

3.损害后果的发生。通常是指因之前的饮酒行为导致共饮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受到损害,造成身体受损害或者死亡的后果。

4.饮酒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在侵权民事责任中,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是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尽管在传统侵权理论上,认定的标准是直接因果关系,但在共同饮酒情谊侵权行为纠纷中,除了劝酒、敬酒行为直接导致恶意的损害后果之外,受害者受到的损害与义务人的不作为之间仅有间接的因果关系。损害后果的发生可能是基于多种原因,人类受认识水平限制,很难彻底认识某种因素在引发结果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对于共同饮酒行为来讲,其与损害结果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只要该种不作为行为的发生放任了损害后果发生,对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原因力和贡献度,就应该认定二者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本案中医院既无法对原告刘某当晚的饮酒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作出认定,又无法对原告的既往病史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原因力大小作出认定,因此不能认定原告的损害后果是由当晚聚餐饮酒行为引发。

(三)共饮人合理注意义务之界定标准

在共同饮酒致人损害的案件中,其他共同饮酒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非常关键,关系到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比例的大小,因此科学界定“合理”的标准至关重要。

1.具体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共同饮酒的情谊侵权行为通常包括以下情形:强迫性的劝酒、灌酒、罚酒等行为,导致同饮者的生命、健康权遭受损害;明知对方不能饮酒仍劝酒而致其醉酒造成损害;对于醉酒者不采取合理救助措施致使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损害,比如对醉酒者未能及时送医救助、未妥善安置醉酒人致使其发生意外;对共饮者的过度饮酒行为未加劝阻和制止;放任已经醉酒的共饮者自行离去致使损害后果发生(通常是因醉驾发生交通事故致饮酒者自己或他人伤亡)。

2.判断标准。共同饮酒行为中共饮人基于某种特殊的结合关系形成了一定的注意义务,但是对该注意义务的界限应当予以合理把握,才能保证法律对社交行为不过度干预。该判断标准即“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合理注意义务包含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可预见性,即共饮人仅对其在普通的注意义务下可预见的范围内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而对于无法预料的意外情况或者突发情况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应强行让其承担赔偿责任。[3]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是共饮人酒后身体突发情况导致其突发疾病或者死亡,如果聚会的时候饮酒人不存在过量饮酒或共饮人明知饮酒人的身体不适合饮酒,此种突发情况对各共饮人来讲即属于意外突发情况。此时,如果在场的共饮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如及时送医抢救、通知家人等,仍然造成了损害后果的发生,此时共饮人不具有重大过失,不应强行让其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根据当晚的餐单显示,当晚只点了一瓶红酒,但聚会人员有十余人,结合原告到达聚餐地点的时间,存在过量饮酒的可能性不大。其他共饮人亦无法预见到原告会突发意识障碍,原告发病属于意外情况,且已经及时送医治疗,因此其他共同饮酒人对于原告的损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共饮人情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确认侵权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一般准则,包括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与公平原则。对于共同饮酒情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分歧。

首先,笔者认为共同饮酒中的情谊侵权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无过错责任的适用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情谊侵权并不包括在内。且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模式,聚会饮酒是联络感情、增进交往的最基本的模式,如果对共饮人科以如此重的注意义务,势必会违反社会的基本情理,使共同饮酒人随时处于可能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安状态当中,不利于正常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社会交往活动的展开。

其次,共同饮酒中的情谊侵权不适用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更多的是体现一种社会理念,共同饮酒行为的价值导向不应是醉酒造成损害就需要其他人赔偿。饮酒人本身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应该负有更重的注意义务。且饮酒行为实属社会交往之不可避免行为,其他共饮人出于情理考虑自愿补偿受害者损失固然不错但不应将该赔偿责任强加在共饮人之上。

因此,共同饮酒中的情谊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原则,此处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故意劝酒、灌酒等造成他人生命权和健康权受损的应该承担责任无任何异议。而实践中较有争议的是对于共同饮酒中的过失行为究竟是应该采取一般过失原则还是重大过失原则。笔者倾向于适用一般过失的归责原则,理由如下:(1)适用一般过错原则符合社会常理,共同聚会的其他人通常是亲戚或者朋友关系,在共同饮酒致人损害的情况下理应承担侵权责任;(2)基于保护受害人的目的,共同饮酒引发的损害涉及生命健康权,对于人身权益方面的损害以一般过错原则为宜;(3)倡导同饮者对醉酒人的照顾和注意义务,有助于养成良好的饮酒习惯,减少因共同饮酒引发的生命健康权的损害。实践中故意劝酒等或者放任醉酒者自行驾车离开,其他共饮人的过错非常明显,在醉酒者处于危险状态其他人并未予以及时救助或者劝阻、妥善安置醉酒人的,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五)共饮人情谊侵权赔偿责任的司法考量

饮酒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仅仅因为一起饮酒就需承担赔偿责任有悖常理,处理不当还可能加重社会交往成本,引发社会矛盾。笔者通过对相关案例的检索发现,在大部分的判决中共饮者需要承担次要赔偿责任,责任比例介于10%--30%之间。但在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上,通常是将共饮人作为一个整体与受害方区分开来承担责任,判决其他共饮人平均承担责任。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显然无法满足错综复杂的案情需要。笔者认为,在判定共饮者的责任承担比例的时候,应结合下列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1.各共同饮酒人的过错程度。首先醉酒者本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酒量应该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对自身的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最重,除了其他共饮人故意劝酒、灌酒、拼酒和斗酒的情况下,饮酒者本人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其次,对于其他共同饮酒人,可以根据他们在饮酒过程中的行为和酒后两个阶段的义务履行程度来认定。就本案而言,聚餐人员有十人左右却仅点了一瓶红酒,因此过量饮酒的可能性不大,且原告到达聚会的时间较晚,基本可以排除劝酒、灌酒等行为,各共饮者在饮酒过程中无不当行为。在酒后阶段,各共饮人亦对出现意识障碍的原告实施了积极的救助,主观上不存在过错。

2.角色差异。聚会组织者应承担比其他共饮人更重的注意义务。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社会交际往来的增多,很多聚会是需要组织者牵头进行的,聚会参与者间可能并不熟悉,此时要求其承担对其他醉酒者的相应照顾和护送义务有点不合常理。而聚会的发起者、组织者至少与各方之间较为熟悉,产生一种特殊的较为亲密和信赖的关系,因此聚会组织者有比其他人更重的注意和照顾、护送义务去保障醉酒者的安全。当然,此种注意义务应以一般社会人的普通认识为准,超出预期之外的突发事件即使造成损害后果也不应由其承担责任。在聚会的过程中还可能会发生部分人员因有事提前离席的情况,只要其在饮酒的过程中履行了相应的注意义务,就不应再对酒后阶段的注意义务承担责任。

3.注意义务及履行程度。大多数情况下,参加聚会的为熟识的亲戚朋友,但在个别场合是结识新朋友的酒局,这些初识者只要在饮酒过程中没有劝酒和灌酒等行为,在损害发生后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即可认定其尽到了最大的注意义务。由于亲疏关系的不同,熟识的朋友和亲戚有更大的义务去护送、照顾醉酒者或者通知其家人,在其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内心确信醉酒人已经得到妥善安置即可。在本案中,被告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注意和救助义务,判决其不承担赔偿责任合法合情合理。

综上,共同饮酒行为属于正常社交层面的情谊行为,法律应对此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科学界定其他共饮人的合理注意义务,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注释:

[1]朱凯:《论共同饮酒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正当性—以不作为侵权为视角》,《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2期。

[2]王利明: 《民法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

[3]李珍珠、陈艳:《共同饮酒人的情谊侵权赔偿责任》,《人民司法》2016年第10期。

作者单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信息来源: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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